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财政学中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要遵循什么原则）

本文目录

• 财政学中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要遵循什么原则
• 农民退休制度能实现吗
• 什么是福利国家包括哪些
• 苏松重赋为何推动了明代白银货币化
• 如何认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西方福利政策历史发展
• 财政学关于税收制度的问题

财政学中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要遵循什么原则

税制改革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税制改革可能有很多形式，既有税率、纳税档次、起征点或免征额的升降和税基的变化，又有新税种的出台和旧税种的废弃，还有税种搭配组合的变化。税制改革的几项主要内容是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往缴纳营业税的金融保险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等行业，将改为缴纳增值税。遗产税也有可能被推出。温馨提示：以上内容， 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8-09，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农民退休制度能实现吗

农民退休制度实现很有难度。

农民实行退休制度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大，建立农民退休制度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其次，近几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一直在完善，他们可以通过交居民养老保险为以后生活做保障。

农民退休制度是指当农民从事农活到达一定年限，会按照规定年龄退出，并享受一定的待遇终养余年。直白一点讲就是农民到达退休年龄就能领取退休金。如果农民退休制度一旦真正地实施起来，确实能让农民无后顾之忧，也让他们享受到不要因为年龄大，没有收入，还各种被嫌弃的事情发生。

农民退休制度实现的好处

现在愿意在农村工作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就算在大城市生活比较辛苦，也会选择留下来拼一拼，因为城市发展机遇多。如果不做出应对决策，以后从事农业的人估计会越来越少。但如果建立起农民退休保障制度，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回家乡发展的。

在农村人们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观念，养儿防老。但是随着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基本上都会在城里买房，如果老人跟随子女一起去城里生活，而他们没有任何收入，无论对子女还是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如果能够享受到退休金，那些农村老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必担心保障问题，也不必担心给儿女增添负担问题。

什么是福利国家包括哪些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用来界定国家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社会福利则是社会学概念。福利本身更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环境是国家决策的条件和基础，而社会福利则是国家决策的结果。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甚至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加总。社会保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人会把最先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称为“福利首相”。希特勒曾经为了发动侵略战争而大搞民族社会主义，当然也不会有人认为，那种口称“人民国家”，实则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第三帝国”就是“福利帝国”。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实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彼此之间相差万里，所以不能说实行某种社会政策的政府都是“福利政府”，它们所代表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原因：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现代资产阶级为了调节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资本、主要是垄断资本积累的需要，并维护其统治地位，而通过政府所推行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并最终演变成为福利国家政策。前提：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资金来源：由个人缴纳，企业缴纳和国家补贴三部分组成变化：从单纯的救济发展成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得到立法和制度上的保证种类：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特点：覆盖面广，低收入阶层受惠多。实质：是由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分配领域社会化的趋势。功能：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孕育了世界大战，但也催生了英国的“人民预算”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是新的福利制度，后被泛称为“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欧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英国于1948年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之后西欧各国纷纷效仿，再之后西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又受到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 其中，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作为福利国家策源地的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的规模，引入市场因素。英国削减福利制度的改革，是由其财政压力带来的，此后，削减福利的改革浪潮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而自从1990年苏东剧变以后，北欧国家却“逆向而行”，实行了扩大福利制度的改革。国外有学者认为，英国作为昔日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它的福利制度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相反，北欧国家却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典型的福利国家有：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瑞士、瑞典、挪威、新加坡、冰岛、芬兰、美、英、法、德、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苏松重赋为何推动了明代白银货币化

根本上说，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被纳入全球市场的一个表征，明代对苏松地区的重赋的确对白银的货币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究其原因有三，分别是赋税折银、中国成为西方的原材料市场、 苏松地区的商业化发展。苏松重赋的政策并非肇始于明代，江南相对于全国的富庶，隋唐即有表征。唐宋时期征税的重点便已经是苏松太湖区域，到了明代，重赋更加深重。接下来对上述的三个原因逐个进行阐述。第一，明代苏松地区的赋税折银政策。题主所言苏松主要是指江南地区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即长三角地区。这一代向来是鱼米之乡，每年需要缴纳大量的粮食、摊派傜役、人丁税等等，随着重税政策的加深，粮食运输量和储存量大增，而京杭运河运粮通道又不通，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此后政策开始变通，将粮税折合成布绢和钱钞。但是明代的铜钱和宝钞严重贬值，银作为贵金属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此后，赋税开始折合成白银进行缴纳。税收白银化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过程。第二，中国成为西方的原材料市场。女历史学者徐瑾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白银帝国》，这部著作从各个维度和层面详细讲述了明代白银化的历程。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美洲及菲律宾的银矿出产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中的三分之二涌入中国市场用来购买西方需要的蚕丝、布绢、茶叶、瓷器等原材料，苏松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绢丝产区，涌入了大量白银，明政府的重赋及税制白银化，又推动苏松百姓缴纳更多的白银作为赋税，白银供给量的增多，逐步使白银在苏松地区成为唯一认可的货币。第三，苏松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当税赋可以用白银来替代之后，民众手里有丝绸、粮食等货物用来出售，这促进了苏松地区商业等发展，商业的发展加速了白银作为货币的流通及交换。商业的繁荣使贸易种类贸易距离更长，而白银作为贵金属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认可的，这也促使白银进一步货币化，逐渐取代了钱钞的地位。综上所述，总结一下，苏松重赋导致了赋税白银化，赋税白银化使百姓有更多货物出售，西方对这些货物的需求导致其供给了更多的白银，白银作为公认的货币，成为商业交易的货币。

如何认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网络论坛上，有网友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我的孩子是北京户口，在北京上学，按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小学学费600元/学期、中学1000元/学期计算，仅9年义务教育阶段我就能节约13200元；如果能参加“一老一小”医疗保险，每年交100元，就可以获得最高17万元的大病医疗保障；如果我暂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全家四口将获得北京市每月300多元的低保金……；如果我不是北京户口，而在北京生活，则这些福利都享受不到。“就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平均人均差别是33万元；就北京来讲，差别达百万元！”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户籍制度背后附加了大量的福利，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改变福利的供给制度。”不过，一直力推户籍制度改革的马力也认为，福利制度改革由二元体制转变为一元体制，需要财力的跟进，需要时间。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最重要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记者：人均差别33万元的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马力：让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就业服务以及公共设施共享，政府需要投入人均3000元。如果一个人由农村进入城市，并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根据测算，平均政府需要投入33万元，其中道路交通、公园绿地、住宅建设等公共设施投入占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所需财政投入的绝大部分。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农村和城市户籍背后所享受的福利差别不一样，大城市人均50万元左右，中小城市是人均10多万元。记者：由户籍而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其根源是什么？马力：户籍制度的原始功能是对人口进行管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很多福利制度附着在户籍上，使得户籍制度增加了福利功能，这就带来了由于户籍地不同福利享受不同的不公平现象。现在，户籍制度改革难度大的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它身后福利制度的改革。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是，怎样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搞联产承包，农民有了种植的自由，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想种什么由自己决定；后来出现乡镇企业，使得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可以选择农业也可选择工业；推进城镇化建设后，农民有了居住的自由，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只有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其背后的福利差异，农民才真正实现了选择身份的自由。记者：当前已经有一些城市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比如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对此您作何评价？马力：居住证制度在全国推广，说明我们在不断接纳流动人口的态度，但不同地区内涵不同，背后的福利不同，多数情况下并未触及户籍背后的福利分配，也就是说暂住证改居住证后面的“含金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我国已有13个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与“非农业”人口，都冠以“居民”人口。从管理上，这4亿人口一夜之间都成了居民，但背后的福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因为财政投入不可能马上到位。如深圳的居住证制度改革比较深入，获得了居住证者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市民的福利待遇。记者：一些地方政府在清理和户籍挂钩的政策时，为什么不是做减法反而是做加法。马力：是的。比如有些城市出台的房子限购令，有户口的可以买两套，没户口的只能买一套；高考，有户口的可以参加本地高考，没户口的回家高考等，这些政策与户籍挂钩。历史遗留的由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距还没能减少，新的差距又在扩大。因此，我们应将减少户籍带来的福利差距作为制定政策的立脚点，才能尽快实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关键是增加投入记者：户籍制度改革有无时间表？马力：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7%，即有6亿多的城镇人口，7亿多的农村人口。这是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如果按户籍人口统计，现在城镇户籍人口仅为37%。我国城镇化建设难度大、任务重，必须改变目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又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城市化更滞后于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按照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达57%，到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75%～80%的水平，最终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我们还需要数十年时间。记者：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什么？马力：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二元向一元转变基本制度框架建立，需要大量的配套制度和制度衔接，最关键的是投入体制，它需要国力不断提高，逐步增加投入。户籍制度改革背后是福利制度的改革，作为福利制度改革，财政压力巨大。目前，我国民生工程的投入仅占财政支出的20%，而发达国家公共品平均支出为50%～60%。如果2011年～2020年我国非农业户籍人口由37%升至57%，就是5亿到7.6亿，要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9年每年增加2800万，农村和城市最基本公共服务每人每年差为3000元，每年财政需增加投入1000万元左右，到2020年财政投入达到5.4万亿元，到2050年达到65万亿元。这样的投入没有经济发展的支撑，没有经济实力的提高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逐渐缩小农村和城市户籍背后的福利差异，力争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差距缩小到7个百分点，达50%，2050年最终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达75%～80%。记者：“十二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将迎来怎样的变化？马力：“十二五”期间，通过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财富，解决财力支撑这个最大、最现实的问题，户籍制度必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重大突破。“十二五”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2013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必须改变户籍制度滞后的状况，实施普遍的、有差异的、逐渐走向均等的户籍制度改革过渡政策。户籍制度背后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也要由部分人群逐步走向全体人群。目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过去流动人口政策是以经济政策为主，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使他们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收入。现在改革是经济、社会政策共同作用，使他们不仅流动、就业，同时让他留下、定居，这是“十二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最直接措施是调控人口分布记者：现在“大城市病”已经愈演愈烈，比如严重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昂等问题，如何调控人口？马力：经济规律决定，人流、物流、资金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大城市回报率高，必然会出现人口不断膨胀现象。北京市原来规划2020年人口目标为1800万，去年就已达1700多万。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怎样控制人口，怎样调控人口分布，成为重大课题。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利用产业结构、户籍制度来调控人口的分布。首先，产业要梯度发展。城市中心发展现代服务业，郊区新城发展高新技术研发区、实验区，再往外卫星城发展产业组装区域，再往外就是小城镇建立零配件生产区域，最终拉长产业链，使我们的产业向不同等级城市梯度分布，形成大城市圈、大经济圈。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产业梯度发展，提供不同层次就业岗位，人流跟着就业岗位走，家庭跟着就业人群走，服务业跟着家庭走，形成人口梯度分布，扩大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减轻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区的承载压力。我们的人口规划绝不能只是想怎么控制人口进入，而是要通过调控产业分布来调控人口分布。现在房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求大于供，还有3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再加上已流出的2亿农民，就意味着5亿人要到城市居住，这是刚性需求，加上土地财政导向、投资渠道匮乏，房价走高态势难以遏制。如果真正实现分流，而不是蜂拥在大城市，很多问题才会缓解、解决。记者：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流动人口在二三线城市安家更加现实。马力：是的。第二就是同时利用户籍制度来调控人口的分布。按不同的城镇梯次放宽户籍门槛，利用户籍制度不仅能缓解大城市“城市病”，也可避免小城镇“农村病”（城市向农村）的产生。第一个层次是特大城市，采用“轮候制”。大量的常住人口提出申请，具备相应条件后，户口转入。第二个层次是大城市，实现“郊区”城镇化。促进大城市和郊区连接的新城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心镇、枢纽镇的城镇体系发展。重点解决失地农民户籍问题，尽快使他们融入城市。第三个层次是中小城市，“放宽”户籍制度。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让他们进来，扩大中小城市规模。比如县级市10%~30%万人是较合理的人口规模，如果城市建得漂漂亮亮，却没有产业、没有相应人口规模，浪费土地、资源，发挥不了效益。所以，一定要通过放宽户籍、建立支柱产业吸纳人口，让中小城市更快地发展起来。第四个层次是小城镇，“放开”户籍制度。所有想进入小城镇的人，都要让他们享受小城镇市民的同等待遇，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同时承接更多大城市转移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中低端产业，使更多刚转移出来的农民能迅速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在他们分享改革成果、更快富裕起来的同时，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西方福利政策历史发展

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变迁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社会政策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都是不尽相同的，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各国国情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中的。特别是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关于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都处在一个调整和变革的时期。

对社会福利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厚研究和丰富经验的西方福利国家，也都在设法调整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严重影响制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费用增长问题。其变革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重建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减少 *** 参与、强化个人社会保障意识，发挥社团、家庭和市场的作用。

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凸显重要。怎么样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发挥社会福利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

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变迁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社会政策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都是不尽相同的，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各国国情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中的。特别是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关于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都处在一个调整和变革的时期。

对社会福利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厚研究和丰富经验的西方福利国家，也都在设法调整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严重影响制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费用增长问题。其变革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重建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减少 *** 参与、强化个人社会保障意识，发挥社团、家庭和市场的作用。

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凸显重要。怎么样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发挥社会福利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

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

瑞典是全世界福利最好的国家 瑞典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其住宅制度被列入社会保障制度。

瑞典 *** 住宅政策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所足够宽敞和舒适且环境优美的住所。社会已把获得够标准的住宅认为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权利。

瑞典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一、公房建设与物业管理 瑞典公房建设和物业管理工作主要由公房经营公司负责。

公房经营公司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筹建公司的目的是影响市场，调节供求，而不是去占领住房市场。公司经营住房的宗旨，是向社会成员提供价廉物美的住房，经济上自负盈亏，但不赚钱。

瑞典有150万居民居住在由300家经营公司管理的80万套公房中，占瑞典全部住房的21%。 瑞典全国有一个住房经营公司协会，主要任务是加强地区之间联系和信息交流，研究如何改进管理技能。

比如，公房管理如何运用计算机？如何改造旧公房？等等。各城市公房经营公司属市 *** 管辖，公司经理由 *** 指派，公司既承担公房建设，也负责公房经营管理和维修。

公房建设由市 *** 编制和下达计划，公房经营公司组织实施。公司十分重视住宅小区建设，从总体布局到各详细部门都有具体规划，对整个住宅区规模、道路交通、住宅与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立体结构与各种设备安装、地上与地下管线、室内与室外工程等都予以通盘考虑，并注意对环境绿化和空间的艺术处理。

住宅小区直接为住房服务的市政配套工程和洗衣房、汽车房、公共用房和儿童娱乐设施，由建设住房单位负责费用，商卞店等营利项目由营利单位承担，幼儿园、医疗站、老年之家等社会福利事业由市政当局建设，住宅小区外的市政配套工程按法律规定由主管部门负责，如果有关方面发生争执由市 *** 协调。住宅小区在规划设计和施工阶段，物业管理人员参与意见，目的是保证住宅质量投资效益，并保证交付使用后便于使用和管理。

这是一条成功的有利于物业管理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公房经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对公房进行管理和维修。

公司分区分片建立管理机构，下则设管理所和管理点，管理员多数经过专业培训。每个管理员管房100- 300户，管理设在居民楼内，点上设有专业维修人员；管理所设在住宅区内，负责日常维修和管理工作，难度较大的修缮项目或重大修缮技术问题，由公司技术人员协助解决；各级管理维修人员按少而精的原则配备，用工量小的工种（如换玻璃工、油漆工）不配备人员，需要时从社会上雇佣。

公房租金与维修方式有很大灵活性。住户可以自由选择室内装修的材料标准和厨房，卫生设备由管理所负责安装，其超标准部分摊在住房的房租内。

对维修方式，住户可以自行决定，如果室内维修由住户自修，房租内就可以减去室内维修费用。 瑞典住房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各种房屋经营条件基本相同，经济上都没有什么特别政策优惠，公房经营公司也不例外。

在住房市场上，房屋供应超过需求，房客在选择住房地点，住房标准时，就有挑选余地。各种住房的经营管理者各自发挥优势，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竞争，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吸引房客。

公房经营公司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其特点和优势表现在： （1）新建单元式公房比重大、比较集中，维修点分布合理，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管房。住户电话通知，维修车随叫随到。

（2）公司与房客联合会保持经常联系，听取意见，改进服务，同时定期谈判制定合理租金标准，一般比私人出租房的租金低。 （3）力求住宅区环境饲养和美化，如增添绿地、花木、艺术小品或公共活动场地等。

（4）为不同的房客提供不同内容的服务，如为老年人提供代购物品、医疗服务等。他们通过不断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使所管公房质量越来越好，住房数量和住户越来越多。

二、合作社住宅与物业管理 瑞典全国合作住宅的建设和物业管理主要由全国住房合作社联盟（简称HSB）负责。HSB是一个全国性的住房合作社组织，由63个省、市级的住房合作协会组成。

HSB按照会员入会时间长短和储蓄额的多少，决定住户取得住房的次序。住房费用由住户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

房价的70%为抵押贷款，利率按市场利率计算，偿还抵押贷款的钱是用个人所得税前的工资支付，这部分钱国家予以减免所得税，实际上是对买房人的补贴。分期付款的钱加上住房外部的维修费（室内维修自理）、集中供热费、公用水电费、污水处理费、卫生服务费、保险费以及设备维修费合起来，构成每年需交付的住房费用。

住户搬进合作社住宅，就等于获得了永久的使用权。如住房需转让、转租、交换、买卖时，需要经地过基层合作社的批准，价格可以由双方自由协议。

HSB规定了"买回"制度（收购会员要出卖的住房），以协助 *** 防止住宅方面的投机倒把。 HSB认为，住宅建设仅仅是一两年时间，而住户居住要持续60年以上。

所以住宅的管理、维修、养护，为住户提供良好 的服务非常重要。HSB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从事管理工作，并注意不断提高管理技能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住房属于合作社员所有和使用。所以他们很重视发挥会员的作用。

社会福利政策主要有哪些

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克服贫困，还是应服务于更高层次的目标，是近来西方学者非常感兴趣、且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

学者们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应当实现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的转变。 过去的社会福利政策一直以克服贫困为己任。

各种反贫困的社会政策不断出现，并花样翻新。客观地说，这些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但也遇上了种种障碍。

结果贫困非但没有消灭，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当初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时，曾一度宣称贫困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滞胀”，贫困问题重新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到90年代中期，美国接受 *** 救济的贫困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0%，英国更达到16%。

这就使研究者开始了对过去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反思与质疑，在此过程中，有关消除“社会排斥”的观念便出现了。 “社会排斥”原是一个政治学术语。

当社会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社会政策研究者借用社会排斥这个词，其意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贫弱群体的排斥。

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末，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 正因如此，近来西方社会福利学者热心于探求社会政策新的目标定位，要求反对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获致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

他们并且指出，社会福利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代表贫弱群体的利益，参与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使之趋于合理、公平。 社会福利政策的主体：还只是 *** 吗？ 社会福利政策的主体可细分为决策主体和行为（执行）主体。

传统上，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 *** ，区别仅仅在于中央 *** 决策，地方 *** 执行。这种模式引起了西方社会福利研究者的激烈批评。

*** 在有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中的角色举足轻重，但也不能强调过头。过去西方国家实行“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在资本主义历史上， *** 的角色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国家对社会福利高度介入， *** 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调节市场运作失灵（market failure），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一， *** 办的福利服务质量欠佳，效率太低，太官僚化；其二，造成人们对福利金和 *** 服务的过分依赖，工作意欲淡化；其三，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削弱；其四，政客、压力团体和官僚为讨好选民，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造成 *** 功能超负荷；其五， *** 负担过重，公营部门规模过大，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了社会福利研究者的思考：社会福利究竟是谁的责任？国家福利是否唯一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模式最能满足社会需求？等等。主流的看法是，福利不一定要由国家包揽，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还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民间社会都应参与，国家、家庭、企业、社区和志愿机构等都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这种模式学者们一般称为“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 *** ）。 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更强调专业化 关于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西方国家传统上有社会工作制度，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

社会工作（Social Work）和我们通常讲的社会福利服务大致相同，只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更强调福利服务的专业化，强调专业服务方法的运用。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工作形成了个案、小组及社区等经典方法。

个案工作方法强调社会工作者与单个案主（个人或家庭）的直接互动，协助案主发挥其个人潜力，正确地处理其所面临的问题，以增进社会适应功能。小组工作方法是通过建立小组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有效介入小组并运用群体动力原理协助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使社会弱者能够接触社会主流文化，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建立正确的生活信念，掌握必要的人际交往技巧。

社区工作强调居民参与、合作、自助与互助、领袖培训等主题，强调通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以帮助贫弱群体，在方法上注重教育、组织及计划的作用。 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可大致归结为：（1）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整合。

学者们认为过去那种三大专业方法各领 *** 的局面不利于案主问题的解决，应当以案主问题为中心，灵活运用各种方法。（2）“个案管理”的方法被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

案主一般有各种不同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需通过不同的部门、机构或团体提供。个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服务协调工作的程序，即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调，使案主的不同需要得到满足。

（3）随着信息技术、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利用电脑、网络进行间接的沟通、全国乃至跨国界的福。

福利国家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孕育了世界大战，但也催生了英国的“人民预算”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是新的福利制度，后被泛称为“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欧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英国于1948年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之后西欧各国纷纷效仿，再之后西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又受到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 其中，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作为福利国家策源地的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的规模，引入市场因素。英国削减福利制度的改革，是由其财政压力带来的，此后，削减福利的改革浪潮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而自从1990年苏东剧变以后，北欧国家却“逆向而行”，实行了扩大福利制度的改革。国外有学者认为，英国作为昔日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它的福利制度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相反，北欧国家却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社会福利

一、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

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日益凸现，如：覆盖面小，范围狭窄；单位的职工福利设施对社会开放不够，社会福利设施不足；社会福利企业办，即“企业办社会”等等。 这不仅造成了企事业单位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与苦乐不均，而且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福利费用收支的矛盾，使国家和社会承受了不堪重负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国“未富先老”，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大量老龄人口对福利服务有强烈的需求而供给缺口将进一步显露。 在我国，社会福利实质上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是劳动部门对职工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一是社会福利生产，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与就业问题；再就是社会福利事业，如敬老院、孤儿院、精神病人福利院等。

为此，我国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内容主要应包括下述五方面。 （一）服务对象的公众化 服务对象是社会福利的主体，主体范围的大小，是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

我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对象很少，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对社会福利需求的群体已经扩大，服务对象停留在老、幼、残群体的社会福利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转换的要求。 因此，社会福利必须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改变过去社会福利机构仅仅面对“三无人员”、“五保户”、孤儿等传统服务对象的观念和做法，以有偿、低偿和无偿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对社会福利存在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服务的机会，逐步扩大服务对象的主体范围。

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要防止“大锅饭”的复归，我们应在以西方福利国为“前车之鉴”的同时，立足于我国国情国力，严格按照“局限化”原则将社会福利的对象局限于最需要的人。其中，老年人群体是当前福利服务社会化的主要对象。

（二）福利资源的社会化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内在要求是改变过去投资主体单一的状况，开辟国家、集体、社会组织、个人按比例共同负担社会福利资金的多元投资渠道。 广州市近年老年福利服务机构的发展趋势显示，由社团、企业和个人兴办的民办老人院正在崛起，但社区的投入也是有限的，所以开辟国家、集体、社会组织、个人按比例共同负担社会福利资金的多元投资渠道才是妥善解决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长期单一化的一个办法。

另外，国家可以实行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依靠社会力量，帮助有特殊困难的人实现就业，发展生产，减轻国家负担。 再次，大力发展社会有奖募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解决社会福利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的社会化 社会福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家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的社会化。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改变过去社会福利机构 *** 直接办、 *** 直接管理的局面，引导社会福利社会办，统筹规划、统一政策、协同动作、动员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不再对社会福利机构的日常运营活动进行干预，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制定有关社会福利的政策、法规和规章上来，用到制定规划、依法审批、监督检查上来，用到总结、推广先进经 验上来，并做好服务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营造引导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的大环境。

”另方面，加强资金管理，既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加福利项目和提高福利标准，又要加强福利事业单位、福利企业、社会募捐福利基金的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监督企业管好用好减免税金，使其用于技术改造，防止资金的挪用和流失。从而使所有的社会福利事业机构不仅能实现社会效益，也能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起来。

（四）服务设施的社会化 福利设施规模的大小、数量的多少，以及布局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福利设施作用的有效发挥。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福利设施的建立，必须走建设与挖潜力、国家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精神文明“窗口”建设与发展基层社区福利设施相结合的道路。

把现有为特定对象服务的社会福利设施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设施向社会开放，赋予“社会化”的本来涵义，并采取联建、共建、社会捐助等措施，发展小型、分散、布局合理的福利设施，以较少的投入引导广泛的社会参与，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达到增量、增效的目的，满足公众对社会福利设施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五）服务队伍的社会化 社会福利的直接作用是通过人际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的，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福利的服务质量与效果。

壮大社会福利的服务队伍，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即加强社会工作建设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重要环节。目前世界上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门化是一个趋势。

从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门化来看，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专门的社会团体及下属从事各类福利服务的机构；二是有公认的职业守则和保证守则被执行的审核和证照制度；三是有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和实用的系列训练课程；四是有保证工作。

财政学关于税收制度的问题

我国属于以流转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国家，目前实行增值税与消费税结合、辅之以营业税的模式。增值税在操作上规定必须依据发票抵扣，使购销双方在纳税环节相互牵制，有利于税收收入的稳定和税务机关的查核；此外，增值税采取各环节价税分开，使得出口退税的计算比较方便。但是增值税是“中性”的税收，主要发挥收入功能，无法进行个别调节。如采用差别税率设计则计算过于复杂，影响其正常实施，需要选择性商品税（如消费税）来弥补个别调节方面的不足。因此，我国现行的流转税制模式是：多数行业在采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的方式，而对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同增值税相比较，具有征收环节少（单环节）、效率高、可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等优点。营业税虽然是一般商品税，但差别税率设计简单，可操作性强。然而营业税集中在一个流转环节征收，容易引起税收流失。从现实情况看，实行增值税为主的模式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生产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加，比较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要求。为克服不同行业税负不公的弊端，以后还要逐步把增值税推广到商品劳务交易的各环节全面征收。 2.现行增值税模式的利与弊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系列的主体税种已在100多个国家推行，尤其是欧盟的14个成员国全部实行增值税。根据税基计算口径的不同可以把增值税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类，我国现行增值税属于生产型。我国之所以选择生产型增值税，是为了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规模的膨胀，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下降。生产型增值税由于税基与GDP联系紧密，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由于固定资产项目不允许抵扣税金，必然产生重复征税、影响企业技术改造，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税源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加入WTO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中，现行生产型增值税还暴露出其它问题： (1)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不符合国际惯例。从国际上的增值税实践来看，生产型增值税只有中国等个别国家采用；收入型增值税也仅有拉美的少数国家采用过，也不具有普遍性；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入世”以后，我国若继续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将会妨碍中外企业间的正常交流，不利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 (2)不利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且长期资本投入的比重较大。外购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负得不到抵扣，必然加重这部分产业的税收负担。当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企业的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会发生扭曲，比如过分依赖政府的补贴等，而这是WTO原则所不允许的。 (3)不利于国内企业的产品参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①对于出口产品各国的通行做法是实行零税率，由于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部分不允许扣税，因而国内企业在产品出口后得到的退税额中没有包含外购部分已缴纳的税金，使出口产品成本过高。②关税大幅度降低后，现行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增值税税率显得偏低，使进口产品享受超国民待遇。进口产品的增值税由于可以完全抵扣，因此进入国内市场后，实际税负仅仅是17%，而国内同类产品的增值税负约为25%（应缴增值税／（工业增加值—新增固定资产））。倘若关税一旦降到5%的水平，进口产品的总体税负只有22%，则国内产品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从国际上通行的经验来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的资产重组；有利于刺激投资规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开展和国际贸易的平衡，也有利于简化征管手续，降低征收成本。但是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项目从不予扣除到允许一次性扣除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 税基显著缩小。据统计，1998年全国基建、更新改造投资合计为16433.17亿元，其中涉及增值税范围的约为6937.51亿元。当年新增固定资产5741.39亿元，剔除各种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建投资因素，按17%的基本税率计算，实际应扣除的进项税额约为573.27亿元。如果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增量、存量折旧额退出的影响，当年至少减征三、四百亿税款。其次是带来产业结构方面的税负变化。这种转换可能是一种逆向调整，即从过去有利于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换为有利于基础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去生产型增值税下因固定资产项目投入少而扣除少的企业将不复存在税负优势。第三是对税率产生影响。根据测算，由于固定资产项目扣除的因素，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确定为17%（还有13%的低税率和零税率），如果现在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要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则税率要相应提高好几个百分点。 三、中国流转税制改革的现实选择 西方发达国家只有法国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目前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45%），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为克服70-80年代的经济“滞胀”，西方各国的间接税比重有所提高，主体税种有向双主体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仍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并不符合国际惯例。然而理想的税制模式不一定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在探寻最优税制的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现实选择。 1.增值税平稳转型的途径。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其成员国不得用国内税、其它国内费用或定量规定等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为国内工业提供保护。虽然WTO也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幼稚的民族工业实行某些保护，但措施总是有限的。随着我国政府承诺的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国内工业承受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大，此时进行增值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在保持原税负的基础上，改变国内外企业的税负结构：对国内企业而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即使适度提高税率，也不会增加总体税负，并且出口产品退税更彻底；对进口产品而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不变，提高税率可以增加其税负，缓解因大幅调低关税而对国内产品产生的压力。从效率角度看，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彻底解决对外购货物的重复征税问题，符合增值税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降低了征收管理成本。此外，从税制变迁的国际惯例来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加进口产品税负的方式，是向着公平税负方向进行的税制改革，是可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1)实现增值税转型的途径之一是扩大税基，也就是扩大增值税的调节范围。现行增值税只对货物生产销售、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课税，而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服务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等均属营业税征收范围。可以考虑先将增值税范围扩大到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先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行业。这样做一是有助于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二是把上述行业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可降低出口产品的实际成本，有利于与国际产品竞争；三是可以减少这些行业增值税与营业税界定不清，国地税部门相互扯皮的矛盾。 (2)实现增值税转型的途径之二是提高税率。经过计算，将改型后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到21%左右，可以基本上弥补财政短收的缺口。从国际比较来看，21%的增值税税率并不算高，是完全可行的；从国内企业税负的角度看，转型后21%的税负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然而简单地提高税率造成的影响具有全行业性，会给某些生产部门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本负担，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慎用。 (3)途径之三是实施分步转型。即从消费型增值税试用暂行条例颁布之日起，对一般纳税人所有新增的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实施一次性扣除，对存量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则采取分期分批的方式抵扣。可以统一按第一年20%，第二年40%…的累进率，在数年之内抵扣完毕；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产业制定不同的抵扣率，实现通过增值税转型调节不合理产业结构的目的。由于固定资产存量抵扣情况复杂，对税收的影响无法准确预测，因此分步转型必须严格控制范围。 (4)途径之四是分阶段推广。鉴于目前还不可能将消费型增值税推广到所有工业行业，可将推广工作分阶段进行。第一步在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或部门，比如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行业；然后扩大到与之相配套的化学工业、机械工业、机电一体化等行业；进而再扩大到冶金、石油开采等基础行业，逐步实现整个工业行业的增值税转型。 2.增值税转型的税收配套。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增值税转型的负面影响，必须设计其它税种来配合。(1)扩大消费税的调节广度和力度。与增值税转型相适应，消费税也要扩大征收范围并设计差别税率，替代部分关税的调节功能 。因为是属于国内税制的变动，WTO无权干涉。消费税征管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摸清税源、严格执行修改后的税目税率、加大清欠力度。(2)开征新税种，确保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流转税系列中加快作好燃油税、车辆购置税开征前的准备工作；在其它税系列中积极准备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环境保护税等，将增值税调减后的财政缺收通过开辟新税源重又集中到国家手中，况且这些新税种的开征还有调节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功能。(3)加强所得税的设计与征管，提高所得税比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由于这部分税款不进入企业生产成本，因此会表现为等额所得税基的增加。1998年仅按全部固定资产增量准予扣除计算，就可以增加所得税收入189.18亿元。为充分挖掘所得税潜力，要尽快将中外企业两套所得税合二为一，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此外，在征管中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纳税人素质，防止税收流失。(4)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到期停止执行的工作。1999年底“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扣除”、“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等优惠陆续到期，停止执行以后，每年可增加350-400亿元的增值税收入。 3.增值税转型后的小规模纳税人问题。第一是税收负担问题。由于小规模纳税人采用固定征收率，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因此税收负担相对一般纳税人而言较重。过去小规模纳税人统一使用6%的征收率，现在商业企业改为4%，而工业企业则仍为6%，又出现新的税负不公。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后，由于不能抵扣进项，小规模纳税人的负担相对又加重了。第二是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现在规定由国税机构代开，不仅增加了国税工作的难度，也给小规模纳税人经营活动带来不便，还容易产生虚开代开等问题。由于占增值税纳税人比重80%的小规模纳税人在短期内还不能取消或转变，建议借鉴法国此类管理的成功经验：①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比较而言，法国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只是我国的几十分之一。②成立小企业管理中心，汇聚工商、税务等部门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联合报缴和开票管理。③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以减轻其负担。 4.增值税转型后的分配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分税制结构中，地方税体系比较薄弱，营业税是其收入的支柱。增值税转型后范围的扩大，势必挤占相当一部分地方税收。如果这部分财力得不到弥补，不仅会因损害地方的利益而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还会挫伤地方税务部门的积极性。实践中可以采取两种调整分配的方案来补充地方税收的这部分损失：一是提高剩余行业的营业税税率。比如将邮电通讯业、服务业、转让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税率调高1-3个百分点。二是适当调高增值税对地方的分成比例，可考虑由目前的返还25%调高至30%。中央可根据情况将上述两方案交替或混合使用，以期达到平衡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5.如何解决流转税征管中的新问题。增值税转型并进入新行业之后，征管难度随之加大。(1)建筑安装、交通运输行业在我国有着长期征收营业税的历史，这两个行业均存在经营形式多样化及财务核算方式差别大的特点，相当一部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行业的建帐建制极不健全，改征增值税可能出现比实行营业税更多的问题。(2)一些高新技术行业产生出涉税新问题，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对传统的税收理论和征管模式发出了根本性的挑战。电子商务活动是以数据流形式传播的，从理论上讲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几乎是无限的，而当前的征管手段在电子商务面前处于无法可依、无计可施的状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国流转税体系征管改革的现实思路是：加快实现征收管理的法制化；征收手段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其中增值税征管改革的思路是：①积极推进计算机征管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改进“以票管税”；②科学界定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最终统一增值税税率；③逐步取消各种形式的减免税。